晚清时期，属于政府节制的军事力量主要有三种类型：传统的八旗兵和绿营兵、汉人节制的地方团练及新军。

八旗兵因腐化而早已缺乏战斗能力，汉人绿营兵因受分省总督节制而各自为政，对清政府来说已经不具实际意义；

而配备了新式枪械的几千名八旗兵，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也不堪大用。

因此,晚清于1901年取消武举，实施以新式军校培养军官的军事改革计划。

地方团练主要由淮军和湘军构成。这两支汉人军事力量，因领导者的个人关系和地方支持，而成为地方利益的捍卫者。

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军后遣散了大部分湘军，只有归左宗棠指挥的湘军被保留下来，长期驻江宁（南京），后来归刘坤一节制。

淮军一直由李鸿章节制，并随着剿灭捻军及李鸿章出任北洋大臣而长期驻扎在天津，在李鸿章去世后，由袁世凯节制。

新军最初由张之洞于1895年在江宁建立，聘请德国教官训练了一支3000人的新式军队，称为“自强军”，后来成为武昌起义的基础力量。

而另一支规模更大的新军，是1895年清政府授命袁世凯在天津按照新式军队训练的一支7000人的禁军，后来被称为北洋军，为袁世凯政治崛起的基础。

1901年和1902年李鸿章和刘坤一去世，袁世凯成了清政府统领新军的重要人物，并担任直隶总督。

此时的北洋新军由 6 个协（师）组成，每协设一所军校。

袁世凯的新军由于枪械配置先进、训练有素、军事演习给人印象深刻，因而逐渐成为清政府主要依靠的新型军事力量。

在1901－1905年的军事改革中，除军制外，主要的措施就是建立武备学堂和规划建立以北洋军为样板的 36 个协新军。

1900年以前，各地的武备学堂、水师学堂约有 10 多所，比较重要的是李鸿章创建的天津水师学堂、天津武备学堂，张之洞创建的武昌武备学堂、广州水陆师学堂，袁世凯在保定创建的六所武备学堂等。

1901年武举废除后，各省都建立了武备学堂，到1906年时，全国有武备学堂35所，学生6307人，水师学堂4所，学生350人，又691名士官和军官被派往日本学习，15人在欧洲学习。

1911年时，各类军事教育机构发展到近70 所①。这些学校出身的新型军官，由于新军逐渐成为清政府、各地政府加强自身力量的重要基础，不仅获得了受尊敬的身份和地位，也逐渐成为有重要影响力的势力。

另一方面，晚清的军事改良，因三种倾向的存在而使军事力量发生了异变，不仅为帝制倾覆准备了军事基础，也为今后的中国社会陷入近40年的战乱埋下了祸根。

第一种倾向是地方军事力量的成长，它直接削弱了清政府的社会管制能力。地方团练的合法性已经因平定太平军的需要而为满清政府所认可，此后在平定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过程中，更赋予了地方武装在维持乡镇秩序和抵抗叛军骚扰方面的合法性。这一倾向的加强，使原本处于严格监控状态的乡村社会中，出现了村寨之间互为设防的农民自我武装力量，如南方的三合会、天地会、北方的捻子军等，最终发展为对抗政府的力量，他们与归各省节制的地方军事力量一起，成为辛亥起义后，汉人脱离满清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。

第二种倾向是学者型军官的出现，它使年轻人的爱国热情与重整山河的责任实现了结合。特别是受湘军及淮军影响的年轻人，在外侮和民族危机意识不断增强下，对建立和掌握军事力量的兴趣与日俱增，积极地选择军校作为深造方向，使像保定军事学堂、天津武备学堂这样的新式军校，成为一部分有志青年向往的学堂。这些新型的知识型军官，才能出众者，被派遣往日本军事学校深造，如蔡锷（1882－1916 年）、孙传芳（1885－1935 年）、蒋中正（1887－1975 年）等。这批军官后来分化三部分，或成为孙文共和革命的支持者，或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军阀，少数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者。

第三种倾向是军事领导者与地方势力的结合，不仅使中央政府的社会管制力受到挑战，也使军阀势力得以兴起。其中，袁世凯北洋军的崛起，改变了军事力量的性质，使其成为实现野心和维护私利的工具。这既与李鸿章、袁世凯等个性及品行对淮军及新军的影响有关，也与新军事力量发展过程中，国家正处于混乱状态有关。或许另一个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，在传统社会结构走向瓦解、新社会结构重塑过程中，能够制约军事力量破坏性的政治力量还没有形成。